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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智慧给现代投资的启示:寻找并遵循天道与市场的“自然”

文化传统 2020-09-11 10:14:55

推荐序:

这篇文章的难能可贵之处是将投资决策和自然的道德联系起来,并从传统中汲取智慧,让商业活动的决策者知晓什么才是可持续的投资,如何才能把握商业和道德之间的度,在以“利”和“欲”驱动的商业社会,这种探索尤为重要。


读《中国哲学史大纲》:寻找并遵循天道与市场的“自然”

笔记/曾星智

胡适在28岁时写下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从书名来看,他是想写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但实际写完的只有上卷,也就是现在这本讲述先秦“子学时代”部分的古代哲学史,秦之后的“经学时代”一直没有写出来,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半部只有上卷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了。不到30岁的胡适写出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在思想深度和学术力度上来讲,是无法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相比的,但也有它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那就是以一种年轻的批判精神和个性意识,重新审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各种思想。

我个人以为,以年轻时期胡适的性格和思想来看,他感兴趣的也就只有“子学时代”,对儒家大一统之后的所谓“经学时代”除了批判,估计难以找不到其它的观点了。这也是我的看法,如果说阅读先秦子学的书,是在大自然中自由的奔跑的话,那么阅读儒家经学的书,就像是被关在一间没有门没有窗的黑屋子里,那是一种让人思想窒息的痛苦。

在这半部哲学史中,胡适完全颠覆了对中国古代思想的传统看法,他看到了老子思想的积极,更看到了儒家思想的专制,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可惜近百年之后的今天人们早已抛弃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重新把那些糟粕的老古董翻出来祸害人间。因为时代好像又轮回到了当年,只是很多的身份已经换了角色,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者不自觉的回到了对儒家专制和反自然思想的推崇与膜拜,也重新回到了对个性和自我的扼杀,那些所谓的权威和专家们就为了自身的各种利益,篡改和扭曲过去,他们早已忘却了如胡适等新文化前辈思想家们的精神。

从胡适对子学各家的论述和评判可以看到,他对各种思想的看法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那些思想是顺应自然和人性的,还是违反自然和人性的,通过这个简单的标准,我们可以穿透很多观点自我标榜的表象。在投资的探索中,我们也可以同样的使用这个方法,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看法都不是看表面,我认为重要的是看这个思想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果它是顺应自然的,那它就是有价值需要推崇的;如果它是违反自然的,那它就是没有价值需要警惕的。

投资的理念和方法也是这样,如果这些观点是顺应自然的,那就是好的投资思想;如果这些观点是违反自然的,那就是糟糕的投资思想。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思想者,需要做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思索,去寻找并遵循市场的“自然”,只有基于这个“自然”我们才能建立最适合市场的投资体系、操作系统和投资心态。

1、胡适谈老子积极的天道论

打破古代的天人同类说,是老子的天道观念的消极的一方面。再看他的积极的天道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曰大。”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这个道的作用,是: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是一个“自然”。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只是自己如此。老子说:“通常无为而无不为。”道的作用,只是万物自己的作用,故说“道常无为”。但万物所以能成万物,又只是一个道,故说“而无不为”。”(P50

(曾星智思索:胡适在这里将老子天道之说讲述的很清晰,道超出万物,且道法自然,所谓自然,也即万物依据道自我作用,自然而然。胡适在这里说道是“别假设”,也就是道只是一个名词,如老子所言强为之名曰“道”,因此,真正的根本不在于道,而在于“自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学道悟道的关键就是寻找和遵循“自然”,但很多人却在“道”上走偏了。我们对投资之道的探索,也要始终不忘记根本是寻找和遵循市场的“自然”,就是要想方设法的去接近市场自己最真实的自我运行,这一点永远也不能偏离了。

2、胡适谈老子的“无名”

老子虽深知名的用处,但他又极力崇拜“无名”’。名是知识的利器,老子是主张绝圣弃智的,故主张废名。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

老子以为万有生于无,故把无看得比有重。上文所说万物未生时,是一种“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故说:“无名,天地之始。”后来有象有形,然后可立名字,故说:“有名,万物之母。”因为无名先于有名,故说可道的道,不是上道;可名的名,不是上名。老子又常说“无名之朴”的好处。无名之朴,即是那个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P54-55

最高的道是无名朴。后来制有名字,知识遂渐渐发达,民智日多,作伪作恶的本领也要大了。大乱的根源,即在于此。老子说:“古之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即是上文“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的注脚。

老子何以如此反对知识呢?大概他推想当时社会国家种种罪恶的根源,都由于多欲。文明程度越高,知识越复杂,情欲也越发展。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这是攻击我们现在所谓文明文化。他又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这一段是老子政治哲学的根据。老子以为一切善恶、美丑、贤不肖,都是对待的名词。正如长短、高下、前后等等。无长便无短,无前便无后,无美便无丑,无善便无恶,无贤便无不肖。故人知美是美的,便有丑的了;知善是善的,便有恶的了;知贤是贤的,便有不肖的了。平常那些赏善罚恶,尊贤去不肖,都不是根本的解决。根本的解决方法须把善恶美丑贤不肖一切对待的名词都消灭了,复归于无名之朴的混沌时代,须要常使民无知无欲。无知,自然无欲了。无欲,自然没有一切罪恶了。前面所引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也都是这个道理。他又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所处的时势,正是“化而欲作”之时。故他要用无名之朴来镇压。所以他理想中的至治之国,是一种: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欲。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无名”一个观念的实际应用,这种学说,要想把一切交通的利器,守卫的甲兵,代人工的机械,行远传久的文字……等等制度文物,全行毁除。要使人类依旧回到那无知无欲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P56-58

(曾星智思索:认真想想,这真是一种悖论,在简单和缺少的时候,人们反倒可以以最自然最本真的生活生活;但当更丰富和更复杂的生活形态进入以后,打破了原来简单和缺少的欲望状态,人的内心顿时就会变得焦虑和不安。为了解决这个焦虑和不安,为了满足新产生的更丰富和复杂的欲望,生活变得复杂和多欲起来,于是最初的自然和本质慢慢消失。但当人过度的沉溺于这样复杂和多欲的生活之后,又会厌倦这种复杂,心里重新会产生回到自然和简单的状态。在当下社会,要做到简单和少欲是极难的,而且也许那样做反而是对自然的一种压抑,那怎么办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将所有的复杂、丰富和欲望,不要计较它对道和无的背离,而是看它们是否是“自然”,是否是我们人类及人性之自然而然的部分,是否违背自然自作的规律。如果是,我们就去接受;如果不是,我们就去回绝。所以,最后考量的依据不是有名的“道”或“无为”,而是一切之根本即“自然”,我们要做的是“法自然”。

这一点对投资之道也是如此,不是要刻意去压抑恐惧与贪婪、担心和焦虑等种种投资心理问题,不是刻意去寻求所谓的“无”、所谓的控制,而是想方设法让我们的投资和心理顺应“自然”,只有真正做到“自然而然”了,那些投资的心理问题也就自然消失不存在了。

3、胡适谈老子的“无为”

他把天道看作“无为而无不为”,以为天地万物,都有一个独立而不变,周行而不殆的道理,用不着有什么神道作主宰,更用不着人力去造作安排。老子的‘天道’,就是西洋哲学的自然法(Law of Nature)。日月星的运行,动植物的生老死,都有自然法的支配适合。凡深信自然法绝对有效的人,往往容易走到极端的放任主义。如十八世纪的英法经济学者,又如斯宾塞的政治学说,都以为既有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何必要政府来干涉人民的举动?老子也是如此。他说: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纟单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是说“自然法”的森严。又说: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伤其手者矣。”这个“司杀者”便是天,便是天道。违背了天道,扰乱了自然的秩序,自有“天然法”来处置他,不用社会和政府的干涉。若用人力去赏善罚恶便是替天行道,便是“代司杀者杀”。这种代刽子手杀人的事正如替大匠斲木头,不但无益于事,并且往往闹出乱子来。所以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所有又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以他主张一切放任,一切无为。“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P58-59


摘引文献:《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著,19192月初版于上海;

团结出版社,20066月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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