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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说|王冠——全球资产配置大时代

资立方 2020-09-01 12:22:44

文章来源:《中国金融》杂志第五期

本文作者

王冠,资立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对于不少发达国家的资产管理机构而言,全球资产配置并非冷僻的专业名词,而是已习以为常的投资策略。其主要原理是利用资产的区位空间维度差异,巩固并提升价值投资的长期性与多样性。

2014年冬季笔者曾会见过一些国内的同行,这其中既有金融机构的海外部门,也有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尽管各家发展进度、主攻方向及策略均不相同,但有一点共识,即针对于个人客户海外投资的投资者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实现线上资金汇集并进行海外投资基本无法走通。这主要取决于最新落地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不允许平台形成资金池,资本账户开放进度也难以预测。仅仅一年过去,风来得比想象更快。笔者最近在纽约拜访合作伙伴的两个月期间,明显感受到,无论是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抑或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全球金融市场深度结合等大趋势已经明显形成,在全球资产配置这个风口之上也直接诞生了许多产业链上下游的创新公司。可以预见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资本进入全球配置市场新时代的宏伟蓝图正徐徐呈现。


除了传统链接中美的投资移民公司、留学公司、海外旅游公司、跨境投资基金、国际金融智库、跨境并购财务顾问、金融机构国际子公司,一些结合了新型技术手段的跨境金融新媒体、互联网海外投资平台、跨境房地产或股权众筹平台、跨境投资咨询、海外投资远程培训、海外投资机器人顾问等都已应运而生,成为全球资产配置领域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外汇监管及汇率变化成为了行业的风向标,时时刻刻拨动着这个新兴产业的敏感神经。这些现象引发笔者对全球资产配置的深邃思考,分析全球范围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资产配置行为,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不约而同地把25%的资金配置在离岸市场——可以说是一个体现了人类深层行为的全球资产配置常数。2014年,中国高净值人士的可投资资产总额大约为112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6%。以25%这一全球资产配置常数为参照,单单是中国境内高净值人士就需要把28万亿元人民币资产配置在海外。这一庞大的海外资产配置需求,给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创造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全球资产配置大时代已来临。

英国学者巴克利和卡森在《跨国公司的未来》一书中提出,市场内部化形成主要有以下原因:由于中间产品交易困难而产生内部化,由于外部市场失效而产生内部化。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导致内部化。此外,政府对汇率、关税的干预也构成成本。如果这些成本大于内部市场交易成本,企业就必然采取内部化。当这种内部化过程跨越了国界,就形成了跨国公司。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间实行市场内部化的过程就是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过程,正是市场内部化的动机促成了企业投资海外资产。英国著名跨国公司专家邓宁代表作《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与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探索》中提出了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其基本规律是,一国的投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高,其对外投资净额就越高。总之,两位专家揭示说明了海外投资选择的动机和原因,为中国海外投资提供了借鉴。由此笔者判断,中国亟待管理配置的私人财富规模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但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却处于发展初期,发展潜力巨大。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以投资为导向的快速发展阶段,传统的财富积累要通过财富管理和配置才能实现持续的增长,但这些配置也基本在国内进行,海外配置却寥寥无几。为进一步验证这个想法,笔者参考2015年6月数据,全球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总规模大约为68万亿美元、100万亿美元,中国境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规模大约为9.6万亿美元、6.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规模的比例14%、6.5%,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和第三大债券市场。从中国资本市场和全球资本市场的比例上看,无论是境内资金配置境外资产,还是境外资金配置中国资产,都远远未达到应有规模。从更加广泛的证券投资角度,2015年6月,中国非官方对外证券投资规模为2760亿美元,外国对中国证券投资规模为8997亿美元因此笔者感受到目前中国投资者配置全球资产的规模以及境外投资者配置中国资产的规模都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按全球资产配置常数来计算,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不断优化宏观经济政策来支持资本市场的开放。2014年可以被称为中国全球资产配置元年,不仅仅是因为互联网浪潮带动之下的新兴跨境投资平台的兴起,更重要的是包括中国银行、平安信托、诺亚财富、宜信财富等在内的中国机构投资者开始把目光集中投射在跨境财富管理这一领域。一些外管局特别批准的跨境投资试点也陆续进入公众视野。除了传统的QDII和RQDII,更有嘉实基金的外汇通、中信证券的TRS(跨境收益互换)、QDLP、QDIE等,备受关注与期待的QDII2也是呼之欲出。对于监管当局而言,一定程度上鼓励中国投资境外确有其必要性,可帮助国内居民在经济下行周期保证投资收益及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满足境内居民全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对于国家而言,则可缓解外汇储备增长对管理效率带来的压力,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事实上,在个人境外投资需求通过正常渠道难以满足的情况下,部分投资者便通过分拆购汇,甚至通过地下钱庄、海外保单质押等灰色乃至违规手段将资金汇出。这些个人境外投资资金由于不在统计范围内,直接影响国际收支统计数据、个人结售汇统计数据统计的有效性。堵不若疏,监管机构也正在为个人海外投资拓宽合法路径,国内机构和企业家也陆续在全球进行大笔的海外投资,这无一不证明了海外市场的魅力。而在海外资产配置中,笔者担心的是投资者对海外金融市场的无知。成熟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历经百年,金融产品的品种细化且繁多,对这些金融产品的解读、分析和遴选,从而形成适合投资者风险收益特征的组合是对财富管理的巨大考验。


除了监管政策变化,市场环境导致的资产收益率变化也让国内资金难抑出海冲动。2015年在中国A股市场发生巨震的同时,离岸人民币汇率也陷入大幅度波动,这让高净值客户对全球资产配置的需求愈发强烈。根据对中国富人的调查,他们60%以上的人表示,计划在未来两年增持海外资产。其中,住宅房地产最受欢迎,其余依次为固定收益证券、商业地产、信托产品和人寿保险。笔者认为,全球化配置对于国内很多投资人,包括高净值客户和机构,尤其是对机构的意义更加明显。一方面帮助机构,优化投资组合。另一方面,通过地域的配置,达到地域性的多元化和资产类别多元化。海外投资的产品,跟国内的A股市场和资本市场关联度非常低。从这个角度来讲,整个全球配置对于机构或者个人都是非常好的工具。笔者在纽约访问期间发现最近资产配置大热的股权投资领域以科技公司最引人注目。尽管硅谷的新兴科技公司被质疑估值泡沫,但Google的成长有目共睹,其2010年联合TaconicInvestment Partners、Jamestown Properties和New York State Common Retirement Fund出资19亿美元买下290万平方英尺、原本属于港务局的曼哈顿第八大街111号,这座大楼也是纽约最大的办公楼。仅绕其一周就需要步行20分钟,楼顶还有独立直升机起飞台。来自全球各地的3000多名Google员工在此办公。有意思的是,这栋大楼虽然有最具创新力的年轻人及他们在做的尖端技术,有色彩绚烂的内部装潢、充满活力的娱乐间与游戏厅,有能监测全球实时热门搜索关键词的电子屏,却保留了大楼最原始的红砖墙及划满刮痕与记号的木地板,还有晃晃悠悠的电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想法在笔者脑海里闪现——新的科技生产力在同一栋大楼里替代旧的工业生产力。


2015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速较为稳定。花旗银行预估2016年标普500指数盈利增速将达到8%,加上美国国内基本面持续复苏,美股或呈现温和上涨。而近段时间人民币大幅贬值,创2011年以来最低收盘水平,多家金融机构预测人民币将于2016年进一步贬值,并伴随着更大的双向波动。在人民币进一步贬值之前,笔者在纽约已感受到中国投资者在全球门户城市布局资产以达到保值增值需求的春江水暖。随着中国机构投资者、开发商乃至小型投资者寻求资产多元化,中国投资海外投资的热情汹涌澎湃。中国的资金会继续流向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以寻求更高的整体收益和资产多元化以对冲风险。由于人民币贬值,2015年按美元统计的中国外流资本可能会小幅下降;不过,海外市场的相对吸引力可能会推高这个数字,掩盖人民币贬值的影响。

与此同时,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速,中国资本市场有序开放,中国资金会在全世界配置。人民币入篮后获得10.9%权重,按照该比例计算,人民币入篮将直接带来306亿美元的SDR配置需求。同时,若人民币在总外汇储备中的地位能提升至英镑和日元的水平,则有望在长期增加约3500亿美元的人民币需求。开放的环境要求人们用开放的思维来管理宏观经济,伴随着这一系列的冲击,全球资产配置必然是箭在弦上,如火如荼。随着监管层的逐渐开放支持,高净值人群的快速增长,全球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管理拥有巨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很多中国金融市场缺失的机会、产品和服务可以在海外得到补充。而且海外市场有跟中国的经济元素、市场元素非常共通的场景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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